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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香港人为什幺要去日本唸日本战国史?──专访《日本战国.织

发布时间:2020-06-14   浏览量:479   

 

一个香港人为什幺要去日本唸日本战国史?──专访《日本战国.织

「我亲手拿过战国时代留下来的文物,」胡炜权说,「织田信长写的信、历史人物把玩过的小物,拿在手里,会觉得直接在和历史对话。」

许多人对日本战国的认识,来自大河剧或者动漫游戏,这类改编作品一直是日本文化当中的强项,也是对外输出的利器;不过生在香港的胡炜权,并不是因为看剧或玩游戏而栽进战国世界的。

「我本来就喜欢历史,关注的以中国、欧洲,以及大航海时期的历史为主;」胡炜权回忆,「高中时老师挑战似地问我:『你知道日本也有战国时期吗?』引起了我的兴趣。」

胡炜权先到学校图书馆找资料,发现与日本相关的历史书籍不多,讲战国时期的也少,倒是先找到一些时代小说。「最早读的是山冈庄八的作品,后来才读到更有名的司马辽太郎;」胡炜权说,「比起来山冈庄八的小说比较平实,但我也比较喜欢。」

偏好平实作品的心态,或许是促使胡炜权走上历史研究的原因之一,他认为应该尊重戏剧小说、动漫游戏当中的改编及加油添醋,但同时认为历史学者对真相的立场必须相辅相成地存在。「就像玩游戏时,朋友会问某段事蹟是不是真的发生过,办讲座时,来参加的听众也都会关心某些情节的真假──从戏剧和游戏接触到改编历史的人,对历史真相也会有兴趣。」

高中毕业后,胡炜权在香港城市大学就读日本相关科系,但课程主要内容是文化语言,独缺历史。胡炜权已经对日本战国时代产生了兴趣,先是自己在台湾、中国的网路论坛上找资料,后来乾脆决定直接去日本攻读历史。

「日本目前觉得战国时代好卖,所以研究战国历史的学者很多,多按研究的时期区分。」胡炜权说明,「有经济价值的原因在当时各地方都有不同家族,不但可以改编影视、发展地方观光,这些贵族的后代子孙也会推动地方修史工作。」

胡炜权走遍日本,发现各地都有战国相关资料,不再像从前那样空乏,反倒是得考虑如何过滤筛选。「日本战国时代没有史官制度,所以学者们会从当时留下的文物去拼凑,相互比较,把历史脉络整理出来;」胡炜权笑道,「有时民众翻修住宅、找出先人留下的东西,但不确定那是什幺,也会找我们去鉴定,因此有机会亲手拿到战国时代的文物。」

胡炜权认为,自己做历史研究,仍以历来研究学者发表的资料为主,但需要互相比较,同时确认学者写作时是否有特定立场,因为这会影响到资料内容的真伪。

「研究时不要太主观解读、不要轻率判断对错,我们要留下的是对真相的纪录,而不是做道德的批判。」胡炜权表示,「日本学术家非常重视这些,有时近乎鸡蛋里挑骨头,研究者要小心说话、小心用词,并对自己的专业负责。」

对历史真相的小心与坚持,让胡炜权开始在网路上经由社群媒体及专栏,为戏迷、书迷与游戏玩家还原被改编过的历史实貌,并在2017年出版由自己论文改写的《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》、2018年出版《日本战国.织丰时代史》。「我觉得写时代史是我的使命、任务,写『本能寺之变』之类事件则偏个人兴趣,也有『打假』的功能。」胡炜权说,「所以《织丰时代史》省略考证部分,直接写目前学界定论,并且把一些少见的家族也写进去;《明智光秀与本能寺之变》则比较多考究、查证和推理。」

《织丰时代史》中提到许多比较不为人知的地方家族,不但在华文的日本研究作品中罕见,在日本的研究资料中也不常见。「战国是个到处都乱、到处都有故事的时代,我想在书里告诉读者这件事;」胡炜权道,「尽量把微不足道的家族放进去,是因为他们的确存在、对当地有所影响。每个地方都有历史,我认为华语世界需要详细的通史,而我有义务代表学界的声音。」

对胡炜权而言,真正的历史学家不会为特定个人、团体及利益服务,而是为越辩越明的历史真相服务;而历史学家在传递真相时的态度也可能造成不同印象,所以责任很大。「对真相认识不清会变成偏见,偏见会引发仇恨,现在网路上开的玩笑、修改的图,都可能会变成仇恨的根源。历史学者至少要能『正视听』,目前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以台湾、香港居多,如果中国学者的研究可以更多元化,误解就有机会减少,拥护战争的声音也不会那幺强烈。」

不要高估个人的分辨能力,不要低估细微的偏误──胡炜权对历史的严谨态度,源于对世界的关怀。「到日本读书时,日本的老师问,为什幺要来读日本历史?读了之后想做什幺?」胡炜权说得认真,「我真正想做的,是让大家相互了解、排除偏见、澄清事实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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